分类新闻

9月18日至20日，由温州肯恩大学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温州肯恩大学国际前沿交叉研究院及中欧供应链创新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国际供应链与服务创新研讨会（ISSSI 2026）在温州肯恩大学举行。我校学术事务副校长杨毅欣，国际供应链与运营管理学会（ASCOM）主席、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霍宝锋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由我校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庆佳主持。本届研讨会以“数字创新与人工智能驱动的供应链创新”为主题，汇聚了来自香港大学、浙江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弗吉尼亚大学、贝勒大学、利物浦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主编、资深编辑。会议围绕数字创新、人工智能、供应链服务等前沿领域，通过主旨报告、专家对话、专题工作坊和平行论坛等形式开展学术交流。温州肯恩大学学术事务副校长 杨毅欣杨毅欣表示，人工智能、数据分析与数字平台正在改变企业运营与全球供应链，也为供应链韧性、数字化转型、可持续发展等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他指出，温州肯恩大学作为一所中美合作大学，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充分发挥国际化和跨学科优势，推动国际学术研究与温州及区域产业实践深度融合，促进更多学术交流与长期合作。国际供应链与运营管理学会（ASCOM）主席 霍宝锋霍宝锋围绕“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大学—产业—政府）”合作模式，并结合浙江大学在校企政合作方面的实践与经验，分享了高校、产业与政府如何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关系。他强调，应进一步打通高校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与产业实际需求之间的连接，让多方资源在互动中形成合力，为创新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提供持续支撑。主旨报告环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麦金太尔商学院讲席教授、《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主编Suprateek Sarker，香港大学创新与信息管理学教授、数字经济与创新研究所所长、《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eople》联合主编方钰麟，以及美国贝勒大学汉卡莫商学院讲席教授Daniel Q. Chen（陈其），围绕人工智能、人机协作与全球供应链等前沿议题带来主题分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麦金太尔商学院讲席教授Suprateek SarkerSuprateek Sarker从信息系统领域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出发，梳理了当前围绕AI的四种主要叙事，包括AI作为推动创新与效率提升的颠覆性力量、AI作为人类协作者、AI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可能构成的威胁，以及AI公平与责任。他指出，在关注AI效率和生产力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人和AI如何协作，以及技术应用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香港大学创新与信息管理学教授方钰麟方钰麟围绕“以人为本的生成式AI”，介绍了香港大学数字经济与创新研究所的相关研究，并从绩效、学习、创造力与尊严四个维度，分享了生成式AI如何更好赋能人类、提升人机协作价值的最新研究成果。他表示，生成式AI能够帮助人们提升工作表现、促进学习和创造能力，但不同使用者和不同场景下的效果不尽相同，因此AI的发展也需要关注人的成长和福祉。美国贝勒大学汉卡莫商学院讲席教授 Daniel Q. Chen（陈其）Daniel Q. Chen聚焦贸易政策变化下企业全球供应网络的调整，探讨企业如何基于自身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判断来调整供应链策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不确定性水平下，企业会在简化供应网络、加强现有供应商关系以及增加替代供应商之间作出不同调整。他还介绍了数字能力和组织资源在企业应对外部变化中的作用。专家对话环节研讨会的专家对话环节由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信息系统学教授蔡昭主持。Suprateek Sarker、方钰麟、Daniel Q. Chen，英国利物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Hugo Lam，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京东运营及供应链管理学教席教授、中欧供应链创新研究院院长赵先德参与对话，围绕校企合作和产业导向研究展开交流。对话从“什么样的校企合作才是真正有效”这一问题展开，并进一步聚焦如何从企业实际问题中发现有价值的研究议题、学术研究如何保持与产业实践的联系、企业一线研究与公共数据研究如何平衡，以及不同学科如何看待产业合作型研究等话题。嘉宾还结合自身作为作者和期刊编辑的经验，分享了校企合作研究中的实际问题，以及合作初期需要注意和明确的事项。围绕研究成果的完善与发表，研讨会还特设专题工作坊，邀请《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 Production Management》（IJOPM）主编兼《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副主编Hugo Lam，以及《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IMDS）联合主编陈庆佳、执行编辑蔡昭，分别介绍了IJOPM与IMDS的期刊定位、研究领域及选稿方向，并围绕研究选题、论文写作与投稿等问题与参会者展开交流。圆桌研讨中，编辑们还针对参会者的研究构想给予反馈和指导。据悉，本届研讨会共收到70余篇学术投稿，作者来自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国内高校，以及伦敦大学学院等海外高校。研讨会设置了4个平行分会场、12个专题单元，围绕人工智能、供应链韧性、数字平台、低空经济、数字赋能温州高质量发展等议题开展论文报告和交流。本次研讨会的举办，加强了温州肯恩大学与国内外高校、学术机构及产业界的交流联系，也进一步提升了学校在数字创新、人工智能和供应链管理等领域的专业影响力与学术影响力。未来，学校将继续发挥国际化办学优势，深化跨学科研究与产学合作，为温州及区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提供智库支持。来源 | 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一审 | 陈慧二审 | 汪洋 柯哲人三审 | 王舒责编 | 传播与公共关系部

跨文化心理学领域有一个持续三十多年的公开谜题：现实观察中东亚等非西方地区明显更偏向集体主义文化，但传统心理学问卷却反复得出矛盾结果，甚至出现西方社会集体主义得分高于东亚的结论。到底是现实观察出了偏差，还是衡量文化的工具本身存在缺陷？近日，温州肯恩大学人文学院、国际前沿交叉研究院Alexander S. English（英亚东）教授作为核心合作者参与的国际大型研究成果，正式发表于国际顶刊《Nature Human Behaviour（自然人类行为）》。团队通过全球大样本实证研究，提出“责任主义（Responsibilism）”全新理论，从根源上修正了传统集体主义量表的缺陷，为这个学界谜题给出了清晰解答。团队拆解过往广泛使用的传统问卷后发现核心问题：这类问卷长期混杂两类完全不同的题目，一类是描述面向所有陌生人的泛化善意的“温暖模糊（warm fuzzy）”类题目，另一类是指向家人、密友等亲近关系专属义务的责任类条目。西方被试普遍更倾向认同前者，直接制造出西方集体主义水平更高的虚假表象，掩盖了真实的文化差异，这正是过去所有矛盾结论的核心源头。基于这一发现，团队跳出传统二元框架，提出“责任主义”新理论：文化差异的核心，从来不是无差别善待所有人的泛化善意，而是个体在亲密人际关系中承担的角色义务与责任。它的义务边界严格限定在亲近圈层之内，恰好呼应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的经典思想——人与人之间的责任权重，天然会随关系亲疏远近发生变化。为验证这套理论，团队将量表翻译为45种语言，面向全球100个文化区域的12247名受访者开展调研，采样覆盖全球90%以上文化区域。英亚东深度参与研究，而此前他开展的COVID-19疫苗相关研究，已提前用责任主义量表完成了前期实证验证。最终数据显示，责任主义量表测出了东西方文化间巨大且稳定的差异，不仅能有效预测家庭结构、社会创新水平等一系列真实社会指标，还能精准识别同一社会内部不同群体的差异，这些都是传统量表完全无法实现的效果。目前14题正式版与5题精简版量表已向全球科研人员免费开放。此外，这项成果也回应了学界长久争论：只要核心概念定义精准，自陈问卷依旧是跨文化研究的强有力工具。未来，英亚东团队还将依托温肯国际化平台，围绕社会心态、代际关系等议题持续开展后续研究，探索不同文化下人的心理与行为逻辑。英亚东博士（Dr. Alexander S. English）浙江大学应用心理学博士，长期致力于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特别是在跨文化适应和旅居者适应机制等领域取得了卓越学术成果。他在国际知名SSCI期刊上发表了超过60篇高影响力论文，凭借卓越的学术贡献，荣获2026年国际跨文化心理学协会早期职业奖（IACCP）以及2021年亚洲社会心理学会迈克尔·邦德优秀青年学者奖（AASP），充分体现了其在跨文化心理学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此外，他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外国优秀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2026-2027）的资助，在跨文化适应与国际人才心理机制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化了理论研究与全球学术合作。图文 | 受访者提供一审 | 陈慧二审 | 尚蕊三审 | 王舒责编 | 传播与公共关系部

同样是造车，为什么特斯拉能把汽车变成“会自我进化的智能终端”，而一些传统车企只能沦为“代工厂”？温州肯恩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刘诗原认为，问题的关键，藏在产品开发最早期的“模糊前端”里。这个决定产品未来走向的“模糊阶段”，正是制造企业突破数字化转型困境的关键切口。近日，刘诗原主持的《Toward a new front-end of digital product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under deep digital-physical integration（基于数实深度融合的制造业模糊前端创新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成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C类）资助，为这一行业难题提供了系统性解答。一个决定产品命运的“模糊阶段”在管理学中，模糊前端（Fuzzy Front-End）指产品开发的早期阶段——产品还没有定型，连“到底要做什么”都尚未确定的阶段。它主导了产品形态与功能的最初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品未来的演化路径和最终绩效。随着数字化浪潮持续深化，这一决定产品未来走向的关键阶段，也正在成为制造企业创新发展的新前沿。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正从产品开发后端的“生产与营销数字化”，一步步走向前端的“概念设计创新”。两种截然不同的数实融合逻辑在此分野：传统制造企业长期遵循“实体优先”——如车企在产品开发早期就尽力明确发动机规格、底盘架构等物理硬件，数字系统只是后续被嵌入的附属功能；而“数字优先”则反其道而行：先设计自动驾驶算法、OTA远程升级等软件架构，让它们主导产品的核心价值，物理硬件退居为承载数字能力的载体，产品由此获得持续学习、功能延展与场景自适应能力。一“冻”一“活”之间，中小企业进退两难方向清晰，路却难走。在“实体优先”和“数字优先”之间，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转型鸿沟”。对资源有限的广大中小制造企业而言，重资产、强路径依赖的属性，要求它们在模糊前端尽早“冻结”产品设计以对冲成本风险；而数字技术带来的产品边界不断改变、应用场景不断涌现，又在持续制造新的不确定性。一 “冻”一“活”之间，企业常常陷入“融不深、不敢融”的困境。刘诗原博士的研究直指这一结构性矛盾。他指出，从“实体优先”迈向“数字优先”，对传统制造企业而言不仅是获取数字赋能增量的“选择题”，更是应对跨界竞争的“必答题”。“很多中小企业不是不想数字化，而是不知道该怎样从产品设计这个起点开始，逐步突破既有资源和创新路径的束缚，为后续创新找到新的方向。”刘诗原说。在他看来，转型之难，在于“锁定与开放”“规范与自主”“惯性与敏捷”三重深层冲突的交织——重资产要求提前锁定设计，数字优先却要求开放重组；传统流程依赖稳定管控，数字生态却需要分散协作；长期沉淀的组织惯性促使企业规避不确定性，数字时代的持续迭代却要求企业拥抱不确定性。三重困境交织，令企业面临极高的试错成本，进而陷入决策瘫痪。三个步骤，回答“如何转、何时转、为何转”围绕这一核心科学问题，项目设计了三个递进的子课题，综合运用案例研究、QCA 组态分析与问卷调查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第一步，看“如何转”：以浙江华旭实业等标杆制造企业为纵向案例，解剖其从“工具化嵌入”到“解决方案化”再到“数字原生化”的演化路径，提炼“数字优先导向下的模糊前端创新”机制与过程模型；第二步，看“何时转”：采用多案例研究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明企业多种内生与外生等因素如何以“殊途同归”的组合方式触发模糊前端创新范式跃迁，为企业提供“因地制宜”的自我诊断框架；第三步，看“为何转”：通过问卷调查与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优先”导向下的模糊前端创新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链式作用关系。扎根本土，让研究落地生根这项研究，不是象牙塔中的构想。刘诗原博士自加入温肯后长期扎根本土制造业，先后围绕龙港印刷产业转型升级、支柱产业数字化应用等课题展开深入调研，与一批代表性企业建立了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温州的制造业土壤给了我最直接的观察窗口，让我能到企业实践中寻找真问题，”刘诗原说，“我们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让更多本地企业在未来产业竞争中，提前布局，积累先发优势，为‘温州模式’的迭代升级和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项目也期望为我国广大中小制造企业破解“不敢融、不会融”提供战术指南，为企业精准配置数字化转型资源提供决策参考，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十五五”期间产业数字化政策从“后端设备改造补贴”向“前端数字创新生态培育”倾斜提供靶向依据。从发表国际顶刊讲好中国故事，到深入温州产业一线开展调研，再到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刘诗原博士的研究始终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不断深入：在数字化浪潮下，让国际前沿的学术研究与中国企业的创新实践相遇，在二者的相互启发中探索新的研究问题与答案。文字 | 侯倩雅图片 | 朱政德一审 | 孟骏 尚蕊二审 | 柯哲人三审 | 吕卓环责编 | 传播与公共关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