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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造车，为什么特斯拉能把汽车变成“会自我进化的智能终端”，而一些传统车企只能沦为“代工厂”？温州肯恩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刘诗原认为，问题的关键，藏在产品开发最早期的“模糊前端”里。这个决定产品未来走向的“模糊阶段”，正是制造企业突破数字化转型困境的关键切口。近日，刘诗原主持的《Toward a new front-end of digital product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under deep digital-physical integration（基于数实深度融合的制造业模糊前端创新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成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C类）资助，为这一行业难题提供了系统性解答。一个决定产品命运的“模糊阶段”在管理学中，模糊前端（Fuzzy Front-End）指产品开发的早期阶段——产品还没有定型，连“到底要做什么”都尚未确定的阶段。它主导了产品形态与功能的最初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品未来的演化路径和最终绩效。随着数字化浪潮持续深化，这一决定产品未来走向的关键阶段，也正在成为制造企业创新发展的新前沿。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正从产品开发后端的“生产与营销数字化”，一步步走向前端的“概念设计创新”。两种截然不同的数实融合逻辑在此分野：传统制造企业长期遵循“实体优先”——如车企在产品开发早期就尽力明确发动机规格、底盘架构等物理硬件，数字系统只是后续被嵌入的附属功能；而“数字优先”则反其道而行：先设计自动驾驶算法、OTA远程升级等软件架构，让它们主导产品的核心价值，物理硬件退居为承载数字能力的载体，产品由此获得持续学习、功能延展与场景自适应能力。一“冻”一“活”之间，中小企业进退两难方向清晰，路却难走。在“实体优先”和“数字优先”之间，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转型鸿沟”。对资源有限的广大中小制造企业而言，重资产、强路径依赖的属性，要求它们在模糊前端尽早“冻结”产品设计以对冲成本风险；而数字技术带来的产品边界不断改变、应用场景不断涌现，又在持续制造新的不确定性。一 “冻”一“活”之间，企业常常陷入“融不深、不敢融”的困境。刘诗原博士的研究直指这一结构性矛盾。他指出，从“实体优先”迈向“数字优先”，对传统制造企业而言不仅是获取数字赋能增量的“选择题”，更是应对跨界竞争的“必答题”。“很多中小企业不是不想数字化，而是不知道该怎样从产品设计这个起点开始，逐步突破既有资源和创新路径的束缚，为后续创新找到新的方向。”刘诗原说。在他看来，转型之难，在于“锁定与开放”“规范与自主”“惯性与敏捷”三重深层冲突的交织——重资产要求提前锁定设计，数字优先却要求开放重组；传统流程依赖稳定管控，数字生态却需要分散协作；长期沉淀的组织惯性促使企业规避不确定性，数字时代的持续迭代却要求企业拥抱不确定性。三重困境交织，令企业面临极高的试错成本，进而陷入决策瘫痪。三个步骤，回答“如何转、何时转、为何转”围绕这一核心科学问题，项目设计了三个递进的子课题，综合运用案例研究、QCA 组态分析与问卷调查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第一步，看“如何转”：以浙江华旭实业等标杆制造企业为纵向案例，解剖其从“工具化嵌入”到“解决方案化”再到“数字原生化”的演化路径，提炼“数字优先导向下的模糊前端创新”机制与过程模型；第二步，看“何时转”：采用多案例研究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明企业多种内生与外生等因素如何以“殊途同归”的组合方式触发模糊前端创新范式跃迁，为企业提供“因地制宜”的自我诊断框架；第三步，看“为何转”：通过问卷调查与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优先”导向下的模糊前端创新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链式作用关系。扎根本土，让研究落地生根这项研究，不是象牙塔中的构想。刘诗原博士自加入温肯后长期扎根本土制造业，先后围绕龙港印刷产业转型升级、支柱产业数字化应用等课题展开深入调研，与一批代表性企业建立了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温州的制造业土壤给了我最直接的观察窗口，让我能到企业实践中寻找真问题，”刘诗原说，“我们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让更多本地企业在未来产业竞争中，提前布局，积累先发优势，为‘温州模式’的迭代升级和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项目也期望为我国广大中小制造企业破解“不敢融、不会融”提供战术指南，为企业精准配置数字化转型资源提供决策参考，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十五五”期间产业数字化政策从“后端设备改造补贴”向“前端数字创新生态培育”倾斜提供靶向依据。从发表国际顶刊讲好中国故事，到深入温州产业一线开展调研，再到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刘诗原博士的研究始终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不断深入：在数字化浪潮下，让国际前沿的学术研究与中国企业的创新实践相遇，在二者的相互启发中探索新的研究问题与答案。文字 | 侯倩雅图片 | 朱政德一审 | 孟骏 尚蕊二审 | 柯哲人三审 | 吕卓环责编 | 传播与公共关系部

植物不能移动，面对高温、严寒、干旱等恶劣环境，它们如何感知危险、启动防御，却又做到“精准调控、不过度反应”？这不仅是植物学的基础科学问题，更关乎作物抗逆育种的核心——若能解开这一谜题，就有望为粮食安全提供全新的技术路径。近日，温州肯恩大学理工学院院长、国际前沿交叉研究院研究员Aloysius Wong（黄启恒）教授主持的《The role of adenylate cyclases in fine tuning hormone signaling for plant stress tolerance and resilience（腺苷酸环化酶在植物逆境耐受与适应性中精细调控激素信号的作用）》这一项目获得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优秀青年学者研究基金（RFIS-II）资助。这项研究瞄准的，正是植物抗逆信号调控中的一块“硬骨头”。这是Aloysius Wong 教授继2018年获得国自然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2021年获得国自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后第三次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进退两难的“信号谜题”植物在遭遇逆境时会释放激素作为“警报信号”，启动防御机制。但问题在于：这套信号系统必须足够灵敏，才能对微小的环境变化做出响应；同时又不能过于敏感，否则会消耗过多能量、影响正常生长。如何实现这种“精准调控”，一直是科学界公认的难题。更棘手的是，帮助植物感知外界信号的分子与激素在不同物种间高度保守，但由于同源序列难以识别，大量参与合成这些信号分子的酶，以及和它们相互作用的蛋白，长期以来难以被找到。传统研究方法如同“大海捞针”，进展缓慢。“精确制导”式研究破局面对这一困局，Wong教授团队另辟蹊径，采用了一套独特的“精确制导”策略——短氨基酸基序结合计算建模的研究方法，识别全新的蛋白催化中心与配体结合位点。如果说传统方法是在海量蛋白中盲目搜索，那么这项技术就如同将“探测针”精准插入蛋白的功能核心区域，直接在分子层面“定点爆破”难题。依托2021年、2024年已结题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团队凭借这一创新方法，成功发现了多个全新腺苷酸环化酶（AC）。这类酶能够以三磷酸腺苷（ATP）为原料，生成关键第二信使3′,5′环腺苷单磷酸（cAMP）——植物体内十分重要的信号分子，精细调控植物生长发育以及逆境响应全过程。相关成果发表于《Molecular Plant》《Nature Plants》等国际权威期刊。从“发现”到“逆转”的跨越发现腺苷酸环化酶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酶在细胞内如何运作？它们如何调控激素信号、帮助植物抵御逆境？已有研究提示，腺苷酸环化酶可以充当“分子调谐器”。在本次获批的国自然项目中，Wong教授将重点探究：腺苷酸环化酶如何调控同一蛋白上的其他结构域，整合多条信号通路，实现激素介导的植物抗逆反应。通过计算分析，团队发现，这些携带腺苷酸环化酶的蛋白上，还存在一氧化氮（NO）与脱落酸（ABA）的潜在结合位点。基于此，Wong教授提出科学假说：细胞局部产生的cAMP可以调控、改变激素信号的强弱，在植物细胞不同功能区域产生精准且动态的时空效应。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发现了“信号开关”在哪里，更在分子层面摸清了“如何微调”的机制——解析腺苷酸环化酶对其他蛋白结构域的调控机制，厘清多重信号如何协同介导植物激素抗逆应答，正是破译植物抗逆新机理、挖掘作物改良新靶点的关键。给作物以“韧性”， 让自己成长得足够强大Aloysius Wong教授获剑桥大学生物技术硕士学位、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AUST）生物科学博士学位。他曾任职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在植物细胞信号领域取得诸多重要研究成果。2016年加入温州肯恩大学以来，Wong教授作为项目负责人先后主持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与1项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先后在《Nature Plants》 《Molecular Plant》《Plant Cell》《Trends in Plant Science》《Plant Journal》《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Development》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入选瓯越英才计划，并获浙江省高层次拔尖人才称号。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到国自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再到如今获得国自然外国优秀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资助——Wong教授的科研之路，是多年沉淀积累的成果，也是学者与平台彼此成就的生动案例。“温州肯恩大学国际化的科研土壤，为我开展高难度前沿研究提供了宝贵平台。”Wong教授表示，接连拿下多项国家级竞争性科研项目，也印证了温肯支撑高水平科研、培育科研人才的实力正在持续增强。在他看来，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完善的科研保障与不懈的科研理想相结合，就能够催生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在温肯，青年学者并非匆匆过客。只要拥有合适的科研环境、有力的配套支持，再加上持之以恒的学术追求，科研人员完全可以在此扎根，与学校共同成长，一步步攀登学术新台阶。”他说。从分子层面的基础研究到作物抗逆育种的潜在应用，Wong教授团队的探索仍在继续。就如精准医疗为晚期癌症患者开辟新的生命通道，植物抗逆信号“微调开关”的破译，也将为全球粮食安全带来新的希望。文字｜王舒 孟骏一审 | 柯哲人二审 | 王舒三审 | 吕卓环责编 | 传播与公共关系部

在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金正彬有一段特别的经历——他曾担任韩国SK集团旗下子公司SK ecoplant膜工艺设计软件开发项目负责人。那套软件最终提升了该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信任度，并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但带给他的，是另一种收获：他第一次真正站在了产业的角度想问题。“我以为软件只是软件，但其实对企业来说非常重要。”回忆这段经历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金正彬，温州肯恩大学理工学院助理教授，专注于膜技术、水资源回用、海水淡化、膜污染控制及工艺优化等领域的研究。2021年获韩国高丽大学建筑与社会环境工程博士学位，曾任高丽大学研究员及研究教授。2023年加入温州肯恩大学。2024年，他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同年入选浙江省"创新人才青年项目"。从韩国企业的产业项目，到中东的海水淡化现场，再到温州工厂的废水样本，金正彬始终在追问一个具体的问题：一滴水，能不能多被使用一次？图丨金正彬操作高回收率反渗透中试实验装置（来源：受访者提供）一套给韩国大型企业使用的软件，让他看见技术的另一面在水处理行业，膜并不是一件陌生的材料。它虽然很薄，却承担着选择性分离水和污染物的任务。反渗透过程中，压力推动水分子穿过膜，盐分、有机物和其他溶解性物质被截留下来。海水淡化、工业废水处理、再生水利用，很多过程都离不开它。但膜能否真正服务于生产，往往不只取决于它在实验室里表现得多好。负责韩国SK集团旗下子公司膜工艺设计软件开发项目时，金正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把膜技术中那些复杂、动态、依赖现场条件的知识，变成企业真正能够使用的工具？不同的水质，需要不同的处理参数；不同的压力和流量，会带来不同的膜污染风险；同一套膜系统，在不同的运行条件下，也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软件要帮助企业进行工艺设计，也要帮助企业向客户解释：为什么这样选择？可能达到怎样的效果？运行过程中又要注意什么？这不是简单地把论文公式搬进电脑。金正彬既要理解膜过程，也要理解企业的实际需求。他需要和计算机工程师沟通，确定哪些参数必须被纳入，也要站在客户角度思考，怎样呈现结果，才能让人看懂、愿意相信。软件完成之后，企业得到的并不只是一个计算工具。客户通过软件，可以看到企业对应用条件、运行表现和设计边界的理解。对金正彬来说，这种“被使用、被理解、被信任”的过程，让他重新认识了科研成果的价值。研究者不能只回答“这个方法可不可行”，还要继续追问：“谁会使用它？在哪里使用？使用时会遇到什么问题？”后来，他把这种意识带进了自己的研究。无论是膜污染、能源消耗，还是工业废水回用，他关注的都不只是某一项数据有没有提高，而是技术是否能在真实环境里稳定运行。也正是从那时起，他越来越清楚：科研与产业之间，需要有人不断翻译。把企业遇到的难题，翻译成可以研究的问题，再把实验室里的发现，翻译成工程人员能够理解和使用的方案。从90%到98%，最后几滴水更难处理工业废水回用率从90%提高到95%，甚至98%，听起来或许只是几个百分点的变化。金正彬说：“其实越接近更高的回用率，难度越大。”假设100份水经过处理后，有90份可以回到生产环节，剩下的水往往含有更高浓度的盐分和污染物。继续提取水分，膜表面更容易出现污染和结垢，设备需要更高压力，能耗也会增加。因此，研究者面对的不是“能不能多处理几份水”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增加回用量的同时，保持膜系统的稳定性和经济性。这也是他把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引入膜过程研究的原因。水处理设备运行时，会持续产生大量数据：进水水质、流量、压力、温度、回收率、通量变化……这些数据如果只停留在记录层面，价值十分有限。金正彬希望从中找到膜污染和结垢背后的规律。他说：“我们需要创新，但创新不能只靠想。我们需要先获得数据，基于数据发展想法，再提出新的方向，并努力把它实现。”在他的研究中，机器学习不是一个可以代替研究人员作出所有判断的“黑箱”。它更像是一种新的观察方式，帮助研究者在纷繁复杂的变量中，发现过去凭经验不容易发现的联系。模型可能告诉研究者，某些参数组合下，结垢风险正在增加，也可能提示，某个运行区间值得进一步实验。但这些结果还必须回到膜过程本身，继续验证原因，判断是否能够转化为运行策略。金正彬尤其关注这一点——相关性不能直接等同于机理，预测结果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工程方案。2024年，他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研究机器学习结垢指数与半批处理式反渗透膜结垢机制。这个研究题目背后，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目标——能不能更早发现膜系统正在发生什么，并及时采取措施，减少污染、降低能耗，让设备在更高回用率下稳定工作？他开展的其他研究，也围绕着类似的问题展开，包括高回收率水回用中的水通量分布和能源效率、三级处理出水工业回用中试，以及海水反渗透淡化设施的单位能耗分析。这些研究看似分散，实则都指向水处理过程中最难的部分：不是把水处理一次，而是怎样让它在更少能源消耗下，被更充分、更稳定地利用。在中东，先听懂当地真正需要什么金正彬对水处理现场的理解，还来自一段在中东的国际合作经历。在韩国高丽大学求学和任职期间，他参与了韩国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与阿联酋合作，开发中东地区的小型化海水淡化膜技术。其中有近两年的时间与中东现场密切相关，那里有高温、高盐的环境，也有与韩国完全不同的水资源条件和运行习惯。技术团队抵达现场后，面对的并不只是设备调试和实验数据。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需要一起工作，项目还涉及当地机构、沟通方式和文化习惯。韩国研究团队带来了技术，却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技术本身就足以解决所有问题。金正彬开始主动学习阿拉伯语，了解当地文化。对他而言，这些工作并不是科研之外的附加项，而是理解工程问题的一部分。在中东，他慢慢明白，水处理技术从来不是脱离环境存在的。同样一套膜技术，放在不同地区，面对的水质、气候、成本和管理条件都不一样。实验室里成立的方案，到了现场可能需要重新调整，论文里清晰的变量，到了工厂可能同时发生变化。“先了解当地需要什么，再考虑自己能做什么。”这是他从中东项目收获的经验。后来，当他谈到研究人员如何进入一个新的国家、适应新的科研环境时，也一直强调类似的道理：“不能只把过去的经验原封不动地带过来，而要先观察、倾听，再找到自己的专业可以落在哪里。”中东经历改变的，不只是他的研究方法，也改变了他对国际化的理解。国际合作不只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坐在一起，也不只是使用同一种语言。更重要的是，大家是否愿意花时间理解对方的问题，承认不同地方的需求并不相同，再共同找到可以推进的办法。图丨金正彬研究工业用水处理与水质分析（来源：受访者提供）最国际化的，就是最本土的金正彬第一次来到中国，是2007年。那一年，他作为韩国青年代表来到北京，参加中韩建交15周年纪念交流活动。十六年后，他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选择在温州工作、生活，并把研究方向与浙江的产业需求连接起来。他喜欢温州的生活尺度。城市有便利的公共设施，也很容易走近自然，相比超大城市，这里少了一些拥挤和压迫感。科研工作中的效率，也让他印象深刻，仪器分析、设备采购和合作沟通，往往能够较快推进。但真正让他产生归属感的，还是科研支持逐渐变成了可以触摸的成果。来到温州后，他开始与本地企业接触，采集工业废水水样，分析水质特征，研究膜技术的适用性。目前，他与两家企业依托博士创新站平台开展合作，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创新思路已申请联合专利。部分工作仍处于分析和构想阶段，同时持续推进学生科研等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他没有把这些合作说成已经完成的产业化成果。因为他知道，真实的工业废水不会按照论文中的变量表出现。水质会变化，生产条件会变化，企业设备、成本和排放要求也会变化。研究者需要先把问题摸清楚，再决定哪些现象值得继续追问，哪些方案有可能真正进入现场。这种严谨，与他早年为韩国企业开发软件时形成的判断一脉相承。技术要有用，不能只停留在研究者自己能够理解的层面，研究成果要被企业采用，也不能只靠一时的热情。它需要时间，需要反复验证，也需要研究者愿意把复杂问题讲清楚。谈到理想的国际化科研生态，他说：“最国际化的就是最本土的。”他观察到，中国学生执行力强，更习惯寻找明确答案。海外教育经历的学生，则更愿意表达个人想法。他不认为这一定意味着孰优孰劣。只要愿意努力、愿意学习，不同的特点就可以在合作中互相补充。对于外籍科研人员如何融入新的科研环境，他的建议同样朴素：“要有自己的专业能力，也要主动理解新的环境，外籍身份其实并不是优势，真正能够留下来的，还是能不能解决问题、拿出成果、建立长期合作。”他从韩国带来膜技术和国际项目经验，也在浙江重新学习本地的科研语境、产业需求和生活方式。未来，他希望继续研究社会需要解决的水问题，与企业共同开发更实用的水处理技术，如果条件成熟，也愿意尝试把成熟成果做成创业项目。从一套服务韩国企业的膜工艺软件，到中东海水淡化现场，再到与温州企业开展合作，金正彬一直没有把科研看成一张已经写完的答卷。对他来说，研究更像是一次次靠近现场：先听见问题，再理解问题，最后用自己的专业能力，给出能够被使用的回答。而他想留在浙江继续做的，也正是这件事——让一滴水不只完成一次旅程，在被重新认识、重新处理之后，继续回到生产和生活之中，拥有更多的可能性。来源 | 浙江省青年高层次人才协会一审 | 陈慧二审 | 王舒三审 | 吕卓环责编 | 传播与公共关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