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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金正彬有一段特别的经历——他曾担任韩国SK集团旗下子公司SK ecoplant膜工艺设计软件开发项目负责人。那套软件最终提升了该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信任度，并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但带给他的，是另一种收获：他第一次真正站在了产业的角度想问题。“我以为软件只是软件，但其实对企业来说非常重要。”回忆这段经历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金正彬，温州肯恩大学理工学院助理教授，专注于膜技术、水资源回用、海水淡化、膜污染控制及工艺优化等领域的研究。2021年获韩国高丽大学建筑与社会环境工程博士学位，曾任高丽大学研究员及研究教授。2023年加入温州肯恩大学。2024年，他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同年入选浙江省"创新人才青年项目"。从韩国企业的产业项目，到中东的海水淡化现场，再到温州工厂的废水样本，金正彬始终在追问一个具体的问题：一滴水，能不能多被使用一次？图丨金正彬操作高回收率反渗透中试实验装置（来源：受访者提供）一套给韩国大型企业使用的软件，让他看见技术的另一面在水处理行业，膜并不是一件陌生的材料。它虽然很薄，却承担着选择性分离水和污染物的任务。反渗透过程中，压力推动水分子穿过膜，盐分、有机物和其他溶解性物质被截留下来。海水淡化、工业废水处理、再生水利用，很多过程都离不开它。但膜能否真正服务于生产，往往不只取决于它在实验室里表现得多好。负责韩国SK集团旗下子公司膜工艺设计软件开发项目时，金正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把膜技术中那些复杂、动态、依赖现场条件的知识，变成企业真正能够使用的工具？不同的水质，需要不同的处理参数；不同的压力和流量，会带来不同的膜污染风险；同一套膜系统，在不同的运行条件下，也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软件要帮助企业进行工艺设计，也要帮助企业向客户解释：为什么这样选择？可能达到怎样的效果？运行过程中又要注意什么？这不是简单地把论文公式搬进电脑。金正彬既要理解膜过程，也要理解企业的实际需求。他需要和计算机工程师沟通，确定哪些参数必须被纳入，也要站在客户角度思考，怎样呈现结果，才能让人看懂、愿意相信。软件完成之后，企业得到的并不只是一个计算工具。客户通过软件，可以看到企业对应用条件、运行表现和设计边界的理解。对金正彬来说，这种“被使用、被理解、被信任”的过程，让他重新认识了科研成果的价值。研究者不能只回答“这个方法可不可行”，还要继续追问：“谁会使用它？在哪里使用？使用时会遇到什么问题？”后来，他把这种意识带进了自己的研究。无论是膜污染、能源消耗，还是工业废水回用，他关注的都不只是某一项数据有没有提高，而是技术是否能在真实环境里稳定运行。也正是从那时起，他越来越清楚：科研与产业之间，需要有人不断翻译。把企业遇到的难题，翻译成可以研究的问题，再把实验室里的发现，翻译成工程人员能够理解和使用的方案。从90%到98%，最后几滴水更难处理工业废水回用率从90%提高到95%，甚至98%，听起来或许只是几个百分点的变化。金正彬说：“其实越接近更高的回用率，难度越大。”假设100份水经过处理后，有90份可以回到生产环节，剩下的水往往含有更高浓度的盐分和污染物。继续提取水分，膜表面更容易出现污染和结垢，设备需要更高压力，能耗也会增加。因此，研究者面对的不是“能不能多处理几份水”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增加回用量的同时，保持膜系统的稳定性和经济性。这也是他把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引入膜过程研究的原因。水处理设备运行时，会持续产生大量数据：进水水质、流量、压力、温度、回收率、通量变化……这些数据如果只停留在记录层面，价值十分有限。金正彬希望从中找到膜污染和结垢背后的规律。他说：“我们需要创新，但创新不能只靠想。我们需要先获得数据，基于数据发展想法，再提出新的方向，并努力把它实现。”在他的研究中，机器学习不是一个可以代替研究人员作出所有判断的“黑箱”。它更像是一种新的观察方式，帮助研究者在纷繁复杂的变量中，发现过去凭经验不容易发现的联系。模型可能告诉研究者，某些参数组合下，结垢风险正在增加，也可能提示，某个运行区间值得进一步实验。但这些结果还必须回到膜过程本身，继续验证原因，判断是否能够转化为运行策略。金正彬尤其关注这一点——相关性不能直接等同于机理，预测结果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工程方案。2024年，他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研究机器学习结垢指数与半批处理式反渗透膜结垢机制。这个研究题目背后，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目标——能不能更早发现膜系统正在发生什么，并及时采取措施，减少污染、降低能耗，让设备在更高回用率下稳定工作？他开展的其他研究，也围绕着类似的问题展开，包括高回收率水回用中的水通量分布和能源效率、三级处理出水工业回用中试，以及海水反渗透淡化设施的单位能耗分析。这些研究看似分散，实则都指向水处理过程中最难的部分：不是把水处理一次，而是怎样让它在更少能源消耗下，被更充分、更稳定地利用。在中东，先听懂当地真正需要什么金正彬对水处理现场的理解，还来自一段在中东的国际合作经历。在韩国高丽大学求学和任职期间，他参与了韩国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与阿联酋合作，开发中东地区的小型化海水淡化膜技术。其中有近两年的时间与中东现场密切相关，那里有高温、高盐的环境，也有与韩国完全不同的水资源条件和运行习惯。技术团队抵达现场后，面对的并不只是设备调试和实验数据。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需要一起工作，项目还涉及当地机构、沟通方式和文化习惯。韩国研究团队带来了技术，却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技术本身就足以解决所有问题。金正彬开始主动学习阿拉伯语，了解当地文化。对他而言，这些工作并不是科研之外的附加项，而是理解工程问题的一部分。在中东，他慢慢明白，水处理技术从来不是脱离环境存在的。同样一套膜技术，放在不同地区，面对的水质、气候、成本和管理条件都不一样。实验室里成立的方案，到了现场可能需要重新调整，论文里清晰的变量，到了工厂可能同时发生变化。“先了解当地需要什么，再考虑自己能做什么。”这是他从中东项目收获的经验。后来，当他谈到研究人员如何进入一个新的国家、适应新的科研环境时，也一直强调类似的道理：“不能只把过去的经验原封不动地带过来，而要先观察、倾听，再找到自己的专业可以落在哪里。”中东经历改变的，不只是他的研究方法，也改变了他对国际化的理解。国际合作不只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坐在一起，也不只是使用同一种语言。更重要的是，大家是否愿意花时间理解对方的问题，承认不同地方的需求并不相同，再共同找到可以推进的办法。图丨金正彬研究工业用水处理与水质分析（来源：受访者提供）最国际化的，就是最本土的金正彬第一次来到中国，是2007年。那一年，他作为韩国青年代表来到北京，参加中韩建交15周年纪念交流活动。十六年后，他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选择在温州工作、生活，并把研究方向与浙江的产业需求连接起来。他喜欢温州的生活尺度。城市有便利的公共设施，也很容易走近自然，相比超大城市，这里少了一些拥挤和压迫感。科研工作中的效率，也让他印象深刻，仪器分析、设备采购和合作沟通，往往能够较快推进。但真正让他产生归属感的，还是科研支持逐渐变成了可以触摸的成果。来到温州后，他开始与本地企业接触，采集工业废水水样，分析水质特征，研究膜技术的适用性。目前，他与两家企业依托博士创新站平台开展合作，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创新思路已申请联合专利。部分工作仍处于分析和构想阶段，同时持续推进学生科研等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他没有把这些合作说成已经完成的产业化成果。因为他知道，真实的工业废水不会按照论文中的变量表出现。水质会变化，生产条件会变化，企业设备、成本和排放要求也会变化。研究者需要先把问题摸清楚，再决定哪些现象值得继续追问，哪些方案有可能真正进入现场。这种严谨，与他早年为韩国企业开发软件时形成的判断一脉相承。技术要有用，不能只停留在研究者自己能够理解的层面，研究成果要被企业采用，也不能只靠一时的热情。它需要时间，需要反复验证，也需要研究者愿意把复杂问题讲清楚。谈到理想的国际化科研生态，他说：“最国际化的就是最本土的。”他观察到，中国学生执行力强，更习惯寻找明确答案。海外教育经历的学生，则更愿意表达个人想法。他不认为这一定意味着孰优孰劣。只要愿意努力、愿意学习，不同的特点就可以在合作中互相补充。对于外籍科研人员如何融入新的科研环境，他的建议同样朴素：“要有自己的专业能力，也要主动理解新的环境，外籍身份其实并不是优势，真正能够留下来的，还是能不能解决问题、拿出成果、建立长期合作。”他从韩国带来膜技术和国际项目经验，也在浙江重新学习本地的科研语境、产业需求和生活方式。未来，他希望继续研究社会需要解决的水问题，与企业共同开发更实用的水处理技术，如果条件成熟，也愿意尝试把成熟成果做成创业项目。从一套服务韩国企业的膜工艺软件，到中东海水淡化现场，再到与温州企业开展合作，金正彬一直没有把科研看成一张已经写完的答卷。对他来说，研究更像是一次次靠近现场：先听见问题，再理解问题，最后用自己的专业能力，给出能够被使用的回答。而他想留在浙江继续做的，也正是这件事——让一滴水不只完成一次旅程，在被重新认识、重新处理之后，继续回到生产和生活之中，拥有更多的可能性。来源 | 浙江省青年高层次人才协会一审 | 陈慧二审 | 王舒三审 | 吕卓环责编 | 传播与公共关系部

6月22日，第四届链博会配套智库论坛在北京启幕，2026 年 “全球供应链促进研究成果竞赛” 奖项同步出炉。温州肯恩大学商学院王斌副教授团队论文获评“学术贡献奖二等奖”，本届赛事该奖项一等奖空缺，该奖项即为学术贡献类最高荣誉。本届链博会于6月22日至26日举行，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竞赛由中国贸促会研究院主办，面向全球学术界、智库界和实务界征集成果，旨在推动供应链领域产学研深度融合。王斌与温州大学方嘉奇、苏必祥、王树增合作的获奖论文Uncovering the Risks of Digital Supply Chains: A Large Language Model Framework for Semantic Identification and Validation，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中科院一区，ABS 3星）。研究创新性地将大语言模型（LLM）引入风险管理，从海量非结构化企业披露信息中自动提取标准化数字风险指标，并通过库存策略模拟验证其实用性，显著提升了对市场波动与企业决策的解释力，填补了数字供应链风险量化研究的空白。此次获奖是温州肯恩大学与省、市贸促会长期协同的缩影。双方已建立稳固合作关系，围绕科研攻关、人才培养、高端活动等领域推出多项具体举措，如联合开展外贸企业调研与AI应用研究，设立实习基地，定制企业出海培训项目，依托温肯美肯合作纽带，助力温州以及浙江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未来，温州肯恩大学将继续发挥国际化办学优势，推动前沿研究与地方开放经济深度融合，为全球供应链韧性建设贡献智慧。王斌，温州肯恩大学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创办并负责创新与供应链发展研究院。在新西兰中国两国任教科研20年，专注于供应链融合、创新与新技术应用、可持续发展，发表近四十篇高质量SCI/SSCI期刊论文，含17篇以上ABDC A类期刊论文，谷歌学术被引2600次以上。曾获2023年IJPR Top Trending奖。编辑 |科研办（校地合作办）一审 | 赵童瑶二审 | 项温蔚三审 | 吕卓环 ‍‍‍‍‍‍‍责编 | 传播与公共关系部

近日，《温州晚报》报道了温州肯恩大学一项突破性科研成果。昔日啃食谷物、祸害粮仓的害虫，以及难以降解的塑料垃圾，在理工学院颜庆应教授团队的研究下“变废为宝”。颜庆应教授的创新科研故事全文报道如下。在农业世界，黄粉虫和大麦虫曾经只有一个身份：害虫。它们啃食谷物，骚扰粮仓，农民见了头疼，但在温州肯恩大学的实验室，当它们遇上垃圾塑料后，竟然成了宝贝。温州肯恩大学颜庆应教授团队发现这些昆虫吃掉塑料后排出的虫粪，经检测竟富集了四大类植物激素——生长素、细胞分裂素、茉莉酸类和水杨酸类物质，未来有望开发为兼具促生与抗逆功能的“植物营养剂”。近日，温州肯恩大学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合作完成的这项研究成果，以《Worm frass phytohormones from plastic waste》（《塑料废弃物衍生的虫粪植物激素》）为题，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Plant Hormones》上，为塑料包装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无心插柳”指引新研究方向这项研究的起点，源于颜庆应教授一个追问。当时，科学界已有研究证实黄粉虫、大麦虫等昆虫幼虫能够取食并降解聚苯乙烯、聚乙烯等塑料，但绝大多数研究停留在“昆虫能不能吃掉塑料”这一层面。颜庆应教授透露：“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昆虫吃下塑料之后，虫粪还能不能成为有价值的农业资源？”这个追问，源自新冠疫情封控期间的一次“家庭实验”，实验室无法进入，他把黄粉虫、大麦虫等昆虫带回家中饲养，并把虫粪作为土壤基质，随手扦插了几株火龙果、仙人掌。他发现，火龙果的根系异常发达——不仅向下生根，连茎节侧面也长出了大量根系。“我们尽管学习的是生物专业，但对植物学也有所涉及，从那时起我就觉得，虫粪里应该有一些和激素有关的东西。”颜庆应回忆。这一“无心插柳”的发现，直接为他指引了新的研究方向——吃塑料的虫子不仅解决了降解问题，其排泄物还能“变废为宝”。然而，当时他的家乡新加坡并没有能让这项研究落地生根的土壤。一方面项目落地需要空间大规模养殖昆虫来消化塑料垃圾，另一方面，还需要广阔的农田来消耗产生的肥料，而这些问题在中国都不是问题。2022年，颜庆应辞去新加坡科技研究局高级项目负责人的职务，以教师身份来到温州肯恩大学继续开展相关项目的研究。虫粪检出四类植物激素来到温州肯恩大学后，当看到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有着先进的植物检测平台，双方一拍即合，由颜庆应教授带队，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徐婉助理研究员、邱智敏助理研究员共同参与的跨界团队正式组建。团队以黄粉虫和大麦虫的晚龄幼虫为研究对象，设置了五类饲喂处理：麦麸对照组、聚苯乙烯与麦麸混合组、聚苯乙烯与麦麸及蔗糖混合组、低密度聚乙烯与麦麸混合组，以及聚乙烯与麦麸及蔗糖混合组。幼虫在上述条件下饲养28天后，研究人员分别收集各组虫粪样本。随后，团队借助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等技术，对虫粪中的植物激素及相关化学成分进行定量分析。检测结果显示，与麦麸对照组相比，塑料相关饲喂处理后的虫粪中可检测到生长素、细胞分裂素、茉莉酸类和水杨酸类四类植物激素，且部分激素在特定昆虫种类和饲喂组合中出现升高。不同虫种、不同塑料类型以及是否添加蔗糖，会形成不同的植物激素谱。其中，塑料饲喂的大麦虫虫粪中，生长素类物质尤其是吲哚乙酸水平升高更为明显；黄粉虫虫粪则在部分塑料及蔗糖处理组合中表现出较高的茉莉酸及其衍生物含量。这四大类激素各有“神通”，颜庆应解释：“生长素促进根系发育，细胞分裂素调控植株生长，茉莉酸类帮助植物抗虫抗病，水杨酸类则参与逆境响应——每一种都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场对比实验照片清晰地展示了效果：一株用普通水浇灌的植物长势平平，另一株使用市售普通肥料的植物有所改善，而使用了塑料饲喂大麦虫虫粪提取液处理的植物，生长态势明显优于前两者。听音乐让虫子更“高产”尽管这项发现令团队感到兴奋，但一个现实的问题又给团队泼了一盆冷水。自然界中，这些虫子吃塑料的速度非常缓慢。如果什么都不做，一公斤虫子吃掉一公斤塑料，大约需要1000天，也就是将近三年的漫长时间。“如果你想用这种方式消灭一座城市每天的几千吨垃圾，那恐怕你需要几万吨的虫子，还得建无数个高楼去养。”颜庆应表示，这种低效显然无法工业化。如何让虫子更“高产”，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有着多学科交叉背景的颜庆应，想到了可以把心理学用在养虫子上面。此前他曾研究过背景音乐如何影响人的餐饮情绪。后来他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试试给虫子也放首曲子听？团队通过实验发现，在快节奏音乐的环境中，这群虫子变得异常兴奋，塑料降解的速度最高能提升至自然速度的六七倍。再配合食糖等其他催化物质，甚至可以达到接近八倍的惊人效果。“原本要三年才能降解完的，现在三四个月就能搞定。”颜庆应教授说。这项成果申请了专利，这种方法不仅规避了基因改造带来的潜在生态风险，也为未来的技术规模化提供了安全廉价的途径。在安全性方面，团队已经做了初步检测。“我们与普通市售肥料做了对比，没有在塑料饲喂虫粪中检测到明显的毒性残留。”颜庆应介绍。这意味着，从实验室的“有机”到农田里的“高产”，这项技术几乎可以直接无缝衔接。想把7倍进食速度再提升这项技术的产业化前景广阔，颜庆应团队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绿色闭环：让擅吃塑料的虫子解决“塑料垃圾”，同时这些虫子排出的优质有机肥，又反过来促进蔬菜、瓜果、花卉长成高品质的农产品。如果精细调试不同的昆虫种类和塑料源，甚至能实现定制化“靶向施肥”。比如，要促进根茎类作物吸收养分，就可以筛选出某种吃特定塑料的大麦虫排泄物进行专攻；叶菜类则可以从黄粉虫的某类塑料食谱肥中提取。尽管前景诱人，研究团队始终保持审慎的学术态度。“目前这项成果仍处于机制发现和应用探索的早期阶段。”论文通讯作者邱智敏反复强调这一点。他介绍，团队接下来的工作将围绕几个方向展开：塑料来源虫粪对作物生长、抗逆性的实际效果如何？对土壤微生物群落会产生什么影响？在田间应用中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怎样？换句话说，从实验室的检测数据到田间的实际肥料，中间还需要大量的验证性研究。谈及未来，颜庆应表示，团队将继续与该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合作，针对温州不同植物品种开展试验，同时探索更深层次的机理研究。继续优化虫子降解速率，挖掘更多适配的塑料类型，并借助温州丰富的植物资源，筛选最适合该虫粪肥料的作物品类。“我们要弄清楚到底是哪个菌、哪个酶在起作用，也想把目前7倍的进食速度再提升。”来源|温州晚报全媒体（记者：谢施琦）一审|尚蕊二审|项温蔚三审|吕卓环责编|温肯传播与公共关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