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招生季，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各中外合作大学的高考招生情况均不理想。这也引发人们对疫情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前景的担忧。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是否会因疫情的暴发产生逆转，不仅关乎高等教育的未来，也关乎莘莘学子的人生选择。
那么，这种逆转真的会发生吗？
眼下，各高校2020级新生的录取工作仍在持续，但从目前公布的情况看，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同高校的录取状况已经呈现“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这其中，中外合作大学无疑属于后者。
以江苏省为例，有相当多的中外合作大学的录取分数下滑。
作为我国教育国际化的一扇窗口，中外合作大学自诞生之日起，便备受国人关注。其发展状况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晴雨表”。而此次中外合作大学招生遇冷，是否也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在放缓？未来此类高校的发展前景又将如何？就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专访了温州肯恩大学校长王立。
疫情反证高教国际化重要性
《中国科学报》：今年，温州肯恩大学的高考录取情况如何？您觉得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
王立：温州肯恩大学筹建于2011年。建校至今，学校每年的招生情况都是持续向好的，但今年的确遇到了一个不小的挫折。因为我校是由美国肯恩大学与温州大学合作创办，受当前美国疫情以及中美关系的叠加影响，我们所遇到的挫折甚至还要大于其他同类兄弟院校。
应该说，此次新冠疫情对于国内所有高校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中外合作大学的影响尤甚。其原因在于国际范围内的流动性和互动性是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要存在基础，而疫情因素显然动摇了这一根基。
以温州肯恩大学为例，我校的141名专任教师来自世界35个国家和地区，受疫情影响，自3月起，大部分外籍教职工及其家属都滞留境外。但学校一直没有放弃希望，经过数月努力，目前境内教师已增至58名，另外100多名外籍教职工及其家属也顺利拿到邀请函，剩余人员都在办理签证和机票中。
毋庸讳言，国外持续蔓延的疫情引起了考生和家长们的担忧，所以大家对于有国外学业安排的中外合作大学采取一种谨慎报考的态度。总之，当疫情、国际关系和招生季三者碰撞在一起时，对中外合作大学产生了较大冲击。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这种影响会持续多长时间？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中外合作办学又发挥着怎样的特殊作用？
王立：目前来看，这种影响依然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我想说明的是，基于现状而对高等教育国际化产生消极态度是不正确的。相反，此次疫情恰恰说明，国际间合作必将是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原因很简单——目前全球范围内疫情防控总体形势，已经说明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而全球性的合作基础则在于彼此间的沟通理解，特别是各国青年人之间的沟通理解。在这方面，中外合作办学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中外合作办学固然和其他办学形式一样，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一般性功用。但除此之外，基于这种办学模式，当不同国家的青年人通过同学、师生、朋友等关系建立起跨文化理解和稳定的情感连接时，便无异于打通了一条国与国之间的民间沟通渠道。而随着这些青年人的持续成长，及其社会话语权的提升，这种跨文化理解和健康的情感纽带所发挥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大。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冲击只是一时，注定不会长久。
定位不清带来双重影响
《中国科学报》：今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下发《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其中提出要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大中外合作办学改革力度。在您看来，目前中外合作大学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体制机制障碍是什么？
王立：我认为还是中外合作大学定位不清的问题。
比如，教育部在2006年下发的《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中外合作办学的收费标准是与公办教育、民办教育并行的一种教育类型。在教育部2014年公布的全国普通高校名单中，中外合作大学却均被列为民办高校，但2015年开始中外合作大学又被列为中外合作办学，与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并列。
目前，我国的高校被分为了“公办高校”和“其他高校”。中外合作大学显然被分到了“其他高校”之列，与民办高校同属于一个序列。然而，这两者之间不管从办学性质还是办学主体，都不能相提并论。
事实上，即使是中外合作大学，不同学校间的性质也是有所区别的。比如，温州肯恩大学是由中外两家公立高校合作建立的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则是由国内公立高校与国外私立高校合作建立的……
总之，中外合作大学由于自身办学主体的多样，导致其本身性质有一定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笼统地将其归于民办高校，会给此类高校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科学报》：您所指的负面影响是否有所特指？在具体的学校办学层面，这种模糊的学校定位，会给学校发展带来怎样的实质性影响？
王立：具体而言，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办学经费来源的问题。目前，中外合作大学的经费筹措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即地方政府资助、合作办学各方投入、社会资助和学费收入等。但由于学校自身定位的模糊，或者拨款资助的渠道上存在体制机制的障碍等，目前中外合作大学除学费收入外，缺乏一种相对稳定的、大的投入形式，这对于未来中外合作大学长期的发展是比较不利的。
依然以温州肯恩大学为例。目前学校的主要办学经费来自于温州市政府的拨款，但温州市本身属于地级市，政府虽然一直在尽力为我们解决资金方面的问题，但受客观条件限制，将举办一所具有世界级教育水平的国际化大学的资金需求全部归集到地方财政，其压力显然是巨大的。
除资金外，另一个困扰中外合作大学的问题便是招生指标的分配。2020年，温州肯恩大学在校生约2500人。根据上级文件和学校规划，到2025年学校办学规模为全日制在校生7000人。学校在几年内会迎来较大发展。然而，这样的招生规模扩张所需要的招生指标并没有戴“帽子”下来。
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如果浙江省的招生总规模不变，温州肯恩大学要想扩大招生规模，便只能从本省的其他学校“抢”指标，这同样不利于高校整体生态的健康发展。
必须强调，目前国内拥有独立法人资质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虽然只有9所，在国内数千家高等教育实体中所占的比例并不算高，但这并不能成为可以将其与其他高校“等而视之”的理由。因为中外合作大学不仅在办学主体等方面具有特殊性，而且这些高校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乃至于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能性。
不必夸大“沟通成本”
《中国科学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高校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您认为较之国内其他高校，中外合作大学在这方面所受影响是否更大一些？
王立：由于中外合作大学的学生生源结构、师资结构相较一般高校更加国际化，此次疫情对于中外合作大学的影响的确更大一些。以我校为例，其90%的课程和美国肯恩大学衔接一致。由于疫情影响，春季学期起至今，我们创建了约400门网络课程，系统安排了上千门次网络教学，直接的课程开发和运行成本大大提升。
同时，我校师资来自于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这就导致我们的网络授课面临一个国内高校可能不会面临的问题——时差问题和空间问题。事实上，我们的一些老师在授课时，要同时说出“Good morning”和“Good evening”。因为这两句问候语，有些教师、学生的所在地适合前者，有些则适合后者。
更重要的是，在中外合作办学的过程中，合作双方之间往往会在办学理念上存在差异，这也是正常的。但在针对疫情的彼此沟通中，这种差异会更加凸显。
《中国科学报》：您所提到的这种理念问题，相信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是一个普遍现象。在您看来，这种差异性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高教国际化的进程？
王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容易产生误解的问题。
首先必须承认，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外合作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区域间的理念或者文化差异无法避免，属于一种正常现象。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异所带来的彼此间沟通成本的增加，也不是原先预想的那么高，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
依然以此次疫情期间我们与美方人员的合作为例。虽然近期中美两国在某些领域产生了一些冲突与摩擦，但我们与美方的合作并没有明显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双方均表现出对对方的足够尊重，并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应对疫情并改变教学模式。而其中产生的资源投入和成本增加，亦能以大格局友好处理。
比如在疫情暴发初期，我们共有超过120位正在美国进行交流的学生被困当地。而随着美国当地疫情的持续蔓延，这些学生的安危也成为了我们关心的头等大事。更重要的是，两个国家对待疫情所采取的防护措施相差很大，这加剧了在美交流学生被感染的危险性，一些学生家长对此也忧心忡忡。基于此，我们一方面向美方高校捐赠了1万副口罩，另一方面也向美方坦承了我们的担心。对此，美方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理解，在封闭校园时特许温肯交换生仍可住在校园宿舍进行网络课程学习，并对学生提供防疫物资及食物派送、紧急护理、心理咨询疏导。
不仅如此，美方为了减少这些学生的感染风险，已经细心到安排专人替学生们收取快递，并亲自送到学生手中，这让我们非常感动。
此次抗疫经历也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在中外合作办学的过程中，我们固然要重视合作双方在文化、理念上的差异，但如果我们能够向对方展示足够的诚意，绝大部分差异最终都能够抹平。毕竟，理念差异可以通过制度规避，制度差异可以通过沟通解决，而沟通的基础则在于彼此间的信任与尊重。
“家国情怀”不能忽视
《中国科学报》：展望后疫情时代，您觉得此次疫情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王立：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虽然现阶段困难重重，但国际化依然注定是世界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人类社会目前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气候问题、疾病问题等，都不是单一国家所能解决的，这已经为国际化提供了最基本的必要性支持。同时，国际化发展所必须解决的两个问题目前也已经被攻克——现代通信技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抹平了距离所带来的难题，为国际化奠定了技术基础，而英语的普及则帮助人们克服了沟通障碍。
因此，虽然此次疫情暂时性地阻碍了不同地区人们的交流，但以上真正影响国际化发展的因素，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发生改变，这就决定了国际化依然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而当这种趋势投射到高等教育领域，就一定会产生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甚至可以说，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将是国际化整体进程中重要的一环，因为它培养的是年轻一代，培养的是世界的未来。
《中国科学报》：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目前公众也存在一定质疑，那就是当国内优秀学子借助中外合作大学等平台走出国门后，究竟还会有多少学生能够学成归国，报效国家？
王立：首先必须强调，目前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虽然经过了一定时间的发展，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很多学校的毕业生即使在国外，大多还处于求学阶段。因此，从目前来看，这样的担忧和质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为时尚早。
当然，我们也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需要未雨绸缪。在我看来，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在培养学生全球化视野的同时，孕育学生心中的家国情怀，使学生能够树立为国报效的志向。
当然，由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本身的特殊性，我们的这项工作需要采取合作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比如，作为一所中外合作大学，我们针对全体学生开设了具有特色的国情课，对学生进行相关的家国情怀教育。
再比如，在国内高校，辅导员往往承担着一定的思政教育的职责，而中外合作大学中并不存在“辅导员”的职位设置。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设置了“书院导师和成长顾问”制度，行政教工担任“成长顾问”，每人负责对10名学生进行学习和生活上的辅导，我本人也兼任着这样的职务。而在与学生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便会自然而然地将一些价值理念传输给学生。
《中国科学报》：目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您认为贵校这些做法是否适合于所有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王立：的确如此，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性质、合作对象的不同，决定了其能采取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有些内容却是共通的。至少在我看来，选择一个有家国情怀的领导者，才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这一点任何机构都不会例外。
以我个人为例，我和我爱人曾在加拿大留学。当浙大需要我们的时候，浙大导师一声呼唤我俩立即打包返程。因为早期留学海外的导师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感染了我们，也深深植入我们的心中。
事实上，在选择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领导人时，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候选者在国际化方面的资质，比如工作经历、国际化视野，乃至于在世界范围的人脉等，但作为要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机构领导者，无论怎样“胸怀天下”，其内心一定要怀有一份“家国情怀”。如此，他才能够在规划机构发展路线，以及与合作方的沟通中，守住为国育人的底线，并将这份情怀外化为一种文化，在师生的心底种下家国情怀的种子。
文字 | 《中国科学报》陈彬
来源 | 《中国科学报》 (2020-09-01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