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国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质性地开启了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下简称“中外合作大学”）的办学大门。此后，国内共先后成立了9家中外合作大学。算起来，到今年为止，此类合作办学模式已经整整17岁，即将“成年”了。
6月23日《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刊发文章《中外合作大学“成长的烦恼”》，记者陈彬深入采访我校校长王立，探讨中外合作大学成长背后的故事。
中外合作大学在国内的出现，可以说为国内高等教育打开了一扇观察国外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新窗口，而最能在这个窗口中窥见真相的，无疑是各大学的中方校长，这些在中国传统公立高校中成长起来的高校管理者，对于中西方高等教育的对比有着深刻的感受。
2019年，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王立担任温州肯恩大学校长。
温州肯恩大学由温州大学与美国肯恩大学于2006年联合创办。它也是国内唯一一所与国外公立大学合办的中美合作大学。虽然同为公立大学，但美国公立大学与国内公立大学在人事管理方面的不同，给王立校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方面双方是有着180度的不同的。”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王立校长坦言自己曾亲眼看到美方仅仅用了数小时，便“开”掉了一位被认为不称职的员工。“这种‘雷厉风行’的管理模式，在国内高校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以温州肯恩大学为例，目前该校的学术以及教学事务主要由美方负责，然而，作为一所开办在中国的高校，又必须符合国内相关制度的要求，这就必然会导致某些差异和摩擦，此时，考验的便是中方校长的智慧。
受访时，王立校长表示，在一些机构或职务的设置上，中美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一些在国内高校很常见的职位，美方并不考虑。“举个简单例子，美方是不认可在高校设置辅导员的，但在国内高校这却是必须的。”王立校长说，为解决这一矛盾，他想出了新的职位——学生成长顾问和住寝导师。
“毎10位学生设一个成长顾问，其发挥的作用类似于国内高校的辅导员，这样就能有效的规避双方矛盾。”王立校长说。
据记者了解，目前外方在中外合作大学掌握学术及教学事务话语权的现状，本身是由目前大学的治理结构，以及此前的合作章程所决定。在此前提下，目前高校能做的只能是发挥自身的沟通协调能力，将中外双方统一到一个步调中。
因此作为中外合作大学的校长，不仅是“管理者”，还是“协调者”，更需要与地方政府“打交道”，争取各种支持。
比如，记者在采访时便听到了这样一件事，国内某中外合作大学在创办之初的校园建设过程中，外方坚持按照外方高校整体的建筑风格建设校园，甚至对建筑和装饰材料的品牌进行了规定。然而，其中的某些品牌材料价格十分昂贵，但如果按照外方的选择购置材料，由于这部分资金由当地政府支出，因此在日后的审计过程中，一定会产生“超标”的问题。几经协商无果后，最终中方只能选择尊重外方决定。
针对此类现象，王立校长表示，目前国内有关部门针对于中外合作大学并没有特别的政策规定，但不管从制度安排还是治理体系上，中外合办大学与国内普通高校都存在明显不同，因此，用同一套尺子衡量这两种办学形式显然并不合适。
“对于前者，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应该给予一定的政策宽容度。如此，才能保证中外合作大学的发展拥有足够的政策空间。”王立校长说。
同王立校长一道接受采访的还有西交利物浦大学校长席酉民、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代理校长刘文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等。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2020-06-23 第5版 大学周刊)，全文请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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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杂志：打造中美合作办学典范，将“温肯梦”照进现实 ——访温州肯恩大学校长王立
文字 | 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 陈彬
文稿编辑 | 范晨
图片 | 媒体中心
制作 | 汤涟猗
责编 | 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