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汇”| 赖媚：Offer并不是人生的终点

赖媚

2012-2016 温州肯恩大学英语专业本科

2017-2018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比较教育硕士研究生

2021-至今 香港大学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在读

作为香港大学校长奖学金的获得者，她却坚信，这是国际化教育经历里文化资本累积带来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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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州肯恩大学的读书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温州肯恩大学所带给我的影响是变革性的，从情感、认知、社交上发生了改变。在读大学以前我的世界里除了学习没有其他娱乐活动。这种惯性思维毫无意外被带到了大学校园，除了学生的身份，并不知道还可以做一些学习以外的尝试。学校里的外教会珍惜和保护我们每一个稚嫩的想法，这些都让我更加愿意去往前尝试。除此以外，温肯外教丰富的人生经历，让我间接感受到生活不止只有一个路径，我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我的人生开始有了更多的参照系，不会拘泥于一个评判标准。温肯的“放养”调动了我的能动性，去更好地探索了解自己。在大学期间，我创办了西方文化社团，在温州市图书馆做志愿者，这些尝试在我高中的时候都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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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offer的学生，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哥伦比亚大学是一所常青藤院校，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匹配的上。但当时温肯的一位老师鼓励我，她认为我是可以的，这让我增强了很多信心。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我是自己申请的学校，并没有找中介。现在互联网如此发达，同学们可以自主搜寻最新的申请经验，我很鼓励大家自己去申请。

不要被设限，不要被前人所束缚，要更敢于去尝试，挑战自己。我觉得以我们学生规划和执行的能力，申请理想的学校是完全可以的。自己申请相当于自己人生规划的第一次尝试，更好的意识到要为自己负责。更重要的是，毕业后我们也会经历投递简历、面试等，自己申请的体验其实是提前预习了这样一个从头到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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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毕业后当过英语老师，在中外合作高校工作过一段时间，又进入了体制内大学，是什么让你在这几年内不断变换工作？后来为什么又选择继续读博？

读博一直是一个被搁置的计划，在回到这个学术轨道前，我想去看看去尝试不同的可能性。和大部分中国学生一样，一鼓作气读了十几年书，却一直没有机会接触真正的社会。在走出象牙塔之前，我对社会是充满好奇的但又缺失自我探索的。其实在进入教育领域之前，我也做了很多与我专业无关的实习。对不同社会角色的憧憬驱动我尝试不同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我也更加明确自己不擅长的事，比如在成为英语老师之后才发现自己并不擅长教课。我很庆幸，我尚且保存一丝追求自由的勇气，而这份自由我会将其归因于大学四年的变革性学习。回过头来看看，重新拾起读博念头也是得益于第二份工作，当我有更多机会更深入学生群体，我深切体会到跨国高等教育的学习经历对个体乃至与其相关群体里产生的蝴蝶效应，当你拥有了想做的念头，接下来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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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读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你又是如何解决的？

我在读博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怀疑所做研究的意义和实际的价值。在未进入博士项目之前，可能会认为读博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事情，会对学术理论做出很多贡献，但真正开始读博之后，才会发现更多的时候是在阅读文献，总结前人的发现，从中发现一些缺失，我们再做一些细小的补充。产生自我怀疑的原因是因为经常受制于现象本身，无法做到去情境化停留在表征的描述，只能就事论事。每当遇到这种困境时，多和同学的交流以及多阅读其他学者的文章，都是摆脱困境的好方法，更能避免“闭门造车”。从不同的视角例如社会学切入，寻找创新点，从更宽阔的社会情境、视野来分析研究对象，深入挖掘之后你就会发现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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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目前从事或参与了哪些研究项目？有什么发现？你的研究领域和兴趣是什么？

目前我跟着导师在做的有两个项目。一个是学生在香港读研的原因。在这个大课题下，我们分析了学生们对“什么是研究”的理解，相应的研究论文被刊登在higher education（SSCI 一区）期刊上。几十年来，在许多高等教育体系中，硕士教育一直被视为攻读博士学位的敲门砖;然而，伴随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硕士研究生”的含义在学术上和社会上都发生了变化。许多硕士课程对于研究的要求也变得愈发灵活或被其他学习目标取代。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论文”和“研究”在硕士教育的语境中有什么意义?我们通过采访73名来自香港不同大学和学科领域的硕士研究生，了解他们对研究的看法。专题分析表明，硕士生从学习成果，学习过程，和单独的任务等多个角度来理解研究。个人的资质、责任心和能动性被发现是学生撰写论文和理解相关研究的关键要素。对“研究”的解释也因学生的背景，比如他们的学科和工作经验而不同。导师的监督更是在塑造学生对研究的看法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此外，通过这个项目我们也探讨了兼职读研的学生群体对学习以及工作和他们之间关系的看法，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二个是导师和港大荣誉教授Gerard Postiglione共同合作的关于创新与公平：大湾区的高校和学生的课题。在湾区开设各项负责港澳人才向北进的扶持计划下，我们这个项目结合社会发展背景，访谈了香港本地的大学生，了解他们毕业后的规划以及对到内地工作的看法，希望能在理论研究上提供一些新洞察。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的研究是基于中外合作大学的学习经历，探索学生的身份认同、职业规划、职业意识发展等。在学生层面，大多数研究关注到了语言和文化培养的影响，但对学生就业，从学校到工作的转变是被人所忽略的，这在我看来非常有意思。中外合作大学的读研率远远高出国内普通甚至C9院校，但升学拿到offer并不是漫漫人生的终点，只是其中一个阶段，研究生毕业之后要过渡到工作岗位更是不可忽略的事实，所以我会想深入了解学生们长远的看法。我希望通过对个体的关注更好的探索国际高等教育背后的育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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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学历内卷的环境，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对社会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读研究生？这是个全球性的社会现象，早在上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柯林斯便提出了文凭社会的概念以及学历通货膨胀的问题。在访谈中，我也发现了即使很多学生认为自己以本科的能力能胜任工作，但他们仍会不自觉地参与这场学历、头衔追逐的游戏，即便没有弄清自己想要什么，对读研本质也并不了解，但看到别人这么做，也会盲目跟从。甚至成为游戏规则的维护者。自觉设置目标与阶段性所需达成的成果，通过学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反之会感觉到焦虑。到目前，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教育愈发市场化，这个游戏规则也愈发分明伴随着资本的猎夺，进一步固化了社会阶级。个体通过高等教育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有限。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不但加剧个体发展机会的不均衡并且正当化了内卷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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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23年考研录取率仅16%，海外顶尖名校录取率收缩，就业市场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对于大学生来说，要如何面对这样的“三难”困境？

时下看到很多关于孔乙己脱不下长衫的话题，说的是当我们拥有一定的学历后发现自己既找不到理想的岗位，又不愿意从事低于预期的工作。结合你说到的三难困境，这一部分与社会的结构性和供给侧的问题有关，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很难改变。但在和学生的访谈中，我发现更严峻的是很多学生缺少对自我的认知和探索。在即将毕业面临走向社会的时刻，突然才意识到自己从未思考过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一直处于被社会时钟摆布的状态，对于他们，这些社会问题显得尤为棘手。特别是当这些数字摆在眼前，让人觉得没有“希望”，以至于“躺平”“摆烂”经常被挂在嘴边。短时期发展受阻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长远的、整体性的规划显得尤为重要。就业难其实更多反映的是一步到位的概率变小了，找到适合自己的，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跟风地去坚持，即便短时间内你无法得到想要的，我相信最终都能到达成你最想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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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AI技术发达，作为大学生，面对如此不确定的未来，应该怎么进行职业规划？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愿意并且从容地拥抱不确定性，其实是中外合作大学生身上一个很突出的特质。在访谈中，很多学生都跟我表示，比起安稳简单的生活，他们更喜欢有挑战的多元化的生活。不设限的人生更会拥有无限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直在进行中的事情。回归到职业规划，不确定性一直是存在的，只是AI的出现会让不确定性的事物更高频地出现。在这几年我们都能够明显感受到，不只是科技的发展，时代变化政策的更新迭代，对就业市场的岗位设置人才需求都有很大影响。单线条的生涯规划不再是“一劳永逸”了，需要不断进行自我调整，而不是找到某一个唯一适合自己的选择。在制定目标时多融入社会性思考，毕竟职业机会也是跟着宏观需要走的，在追赶列车的同时抬头看看这趟列车一下站抵达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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